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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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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北京时间周六凌晨，在德甲首轮比赛中，拜仁6比1大胜法兰克福，拜仁小将穆夏拉表现出色，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
比赛第35分钟，穆夏拉接穆勒传球取得进球，将比分改写为4比0。
第83分钟，穆夏拉接萨内传球突破至小禁区前推射进球，将比分锁定为最终的6比1。
此役穆夏拉踢了90分钟，5次射门4次射正打入2球，还有1次射门打中门框。
全场他34次传球，28次到位，传球准确率82%。
（伊万）
穆夏拉5次过人4次成功，14次地面对抗赢得8次，还有2次抢断。他2次遭受犯规，1次犯规。
赛后19岁的穆夏拉获得了评分网站SofaScore给的最高分8.9分。
【球队数据】
据《阿斯报》报道，皇马认为西甲裁判在保护维尼修斯时存在双重标准，并指出维尼修斯被犯规十数次后对手才会染黄，而亚马尔每被犯规3次对手就染黄。
没有红牌，甚至没有黄牌。除了此前一次犯规后得到的常规警告外，这名西班牙人球员没有吃牌，并被允许继续比赛。
皇马认为，在保护维尼修斯的问题上，裁判使用了不同标准，俱乐部也用数据支撑这一观点。维尼修斯需要被犯规16次，对手才会吃到一张黄牌。相比之下，亚马尔只需要被犯规3次，防守他的球员就会被出示黄牌。红牌方面，这名巴西球员要遭遇68次犯规，才会有对手被罚下，而巴萨球员只需要11次。皇马认为，这些数字显示西甲裁判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
这一动作完全没有受到处罚。
对阵西班牙人的比赛中，维尼修斯是全场被犯规次数最多的球员，他赢得了8次任意球。自八年前来到西班牙以来，这已经成了常态。加盟皇马的第一个赛季，这名巴西球员在卡斯蒂亚和一线队之间来回。到了第二个赛季，他成为齐达内阵容中的常规成员。自2019-20赛季以来，西甲没有球员被犯规次数比维尼修斯更多，他一共被犯规489次。帕雷霍排名第二，尽管他比这名边锋少踢了43场比赛。
因此，若泽-穆里尼奥在战胜西班牙人后的赛后发布会上，谈到了他认为自己的球员在场上所承受的一切。穆里尼奥表示：“从第一分钟开始，似乎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现在我犯规，接着你犯规，一个球员带着黄牌下场，另一个没有黄牌的球员再上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反对霸凌的社会，但对维尼修斯来说，我们仍处在霸凌的时代。”
不过在欧冠赛场，情况完全不同。尽管自2019-20赛季以来，维尼修斯以131次被犯规成为欧冠被侵犯最多的球员，但裁判对两名球员遭遇的犯规处罚尺度相同。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赛事中，无论是对维尼修斯还是亚马尔，每3次犯规就会让对手吃到一张黄牌，这与西甲形成鲜明对比。
维尼修斯如今26岁，来到马德里八年后，情况似乎没有改变。仅仅一场西甲比赛，就让这名巴西球员感觉自己仍被以过去同样的方式对待。最新一幕出现在RCDE球场，比赛只进行了3分钟，在皮球远离两人的情况下，卡拉特拉瓦踢到了皇马7号的下背部。
因此，皇马继续公开指出他们认为的不公平待遇，并认为裁判的反应取决于犯规对象是不是维尼修斯。
【历史交锋】
北京时间9月8日，根据外媒报道，广东宏远终于确定了新赛季的首位外援，首先拿下的是一位三四号位摇摆的锋线外援！他便是克罗地亚国手卢卡.博齐奇！卢卡.博齐奇身高2米，是真正的足尺寸前锋，主打三号位和四号位，比起投篮他的内线终结能力更强，上赛季效力西甲ACB联赛，打出了顶级表现，场均能得到16.2分6.5篮板3助攻。
从集锦视频可以给出几个判断。卢卡.博齐奇的优点是：对抗能力极强，终结效率高（与迪亚洛正面交手甚至占上风）。
抢板意识能力爆炸（堪比内线的篮板能力），球商高、能简单持球（可当第二持球点，传球组织打挡拆都没有问题）。
卢卡.博齐奇最大的亮点就是进攻效率极其恐怖。上赛季他单赛季打出12场PIR＞27，打破西甲34年纪录，单赛季15场PIR＞30，追平小加索尔纪录。总的来说，他并不是有些宏远球迷想象中的纯三号位能一个人靠投篮和单挑主导比赛的外援，更多地偏向能撑起体系的全能型前锋。
在CBA，像他这样的外援没有先例，所以很难判断能否在CBA打出来。之前和他差不多特点（但其实也差挺多）的周琦大哥克里克在CBA表现很差。如果要做类比，可以视作宏远任骏飞的终极升级版。
当然，卢卡.博齐奇的弱点也很明显。没有三分上限不高，防守一般，白人外援爆发力不如黑人，在高端局容易被限制，完全没有CBA实战经验需要适应联赛尺度和节奏。指望他当第一外援把广东带成争冠球队是不现实的，不过他的下限确实很高，能无缝衔接新教练的战术体系。总的来说，如果是卢卡.博齐奇作为第三外援，还是合格的，但三分太差注定他上限不高，“水货”的概率其实不低。
【球员介绍】
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
对于媒体的问询，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姚主席在单位呢”，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别听那些，谣言！”
前男篮教练、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他跟队时间最长，对训练、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很内行，我对他很有信心。”
说这话时，是男篮兵败之后，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暗指的就是姚明。
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推广小篮球项目，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
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工资帽制度、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避免少数球队垄断，促进联赛整体繁荣；
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难免碰壁。
一方面，主抓国家队成绩，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抓好国家队，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反之，则会……
比如“双国家队模式”的尝试，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
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但在篮球圈里，根本没人信。
所以，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
其实在姚明上任前，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
在任上，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办分离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似乎有了争议。
例如体教结合、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可惜，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
在姚李上任之初，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李金生的使命，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让篮协去行政化，真正迈向职业化。
2017年姚明上任时，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移交给篮协，舆论一度欢呼这是“脱钩”了。
而在2017年前后，改革的大方向是：管办分离，改变行政体育思路，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过，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体育学院毕业，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当过中国男篮领队、竞赛部主任等，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
当然，有时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在男篮输给菲律宾，无缘奥运会后，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辞职回家，杭州离上海也近；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改革）”。
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时间点，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而中后期的姚主席，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
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而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
换句话说，摸石头过河的同时，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中国篮球改革“需要一场大手术，而不是小修小补”，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大手术在哪儿？
举个例子，同在2017年，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于前一年撤编），足协与总局在“形式上”脱钩，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兰成，成为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
可也许更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至于后来“脱钩不脱离”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甚至被收回？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
姚明任期内，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2018/202），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女篮方面，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
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
在中国体育圈，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销，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
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该怎么做？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在重大决策时，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篮管中心的高层，兼任篮协副主席，既是协助姚明工作，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可谓“既是副手，也是上级”。
姚明上任一年后，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姚李搭档”只存在了一年。
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姚主席是技术官僚，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但也仅此而已。
过去，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和项目协会（例如足协、篮协），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现在看来，当一条路走不通，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
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国家队成绩——的滑坡，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
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补”，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能够说了算的吗？
而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姚李组合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在当时，“去行政化”是整体改革方向。
众说纷纭，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排名第5，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2017年男篮亚洲杯，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
在姚主席上任时，李金生说：“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他干事很钻研，当篮协主席很合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而临时接替他的，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李普利）
【比赛分析】
北京时间周六凌晨，在德甲首轮比赛中，拜仁6比1大胜法兰克福，拜仁小将穆夏拉表现出色，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
比赛第35分钟，穆夏拉接穆勒传球取得进球，将比分改写为4比0。
第83分钟，穆夏拉接萨内传球突破至小禁区前推射进球，将比分锁定为最终的6比1。
此役穆夏拉踢了90分钟，5次射门4次射正打入2球，还有1次射门打中门框。
全场他34次传球，28次到位，传球准确率82%。
（伊万）
穆夏拉5次过人4次成功，14次地面对抗赢得8次，还有2次抢断。他2次遭受犯规，1次犯规。
赛后19岁的穆夏拉获得了评分网站SofaScore给的最高分8.9分。
【球队数据】
据《阿斯报》报道，皇马认为西甲裁判在保护维尼修斯时存在双重标准，并指出维尼修斯被犯规十数次后对手才会染黄，而亚马尔每被犯规3次对手就染黄。
没有红牌，甚至没有黄牌。除了此前一次犯规后得到的常规警告外，这名西班牙人球员没有吃牌，并被允许继续比赛。
皇马认为，在保护维尼修斯的问题上，裁判使用了不同标准，俱乐部也用数据支撑这一观点。维尼修斯需要被犯规16次，对手才会吃到一张黄牌。相比之下，亚马尔只需要被犯规3次，防守他的球员就会被出示黄牌。红牌方面，这名巴西球员要遭遇68次犯规，才会有对手被罚下，而巴萨球员只需要11次。皇马认为，这些数字显示西甲裁判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
这一动作完全没有受到处罚。
对阵西班牙人的比赛中，维尼修斯是全场被犯规次数最多的球员，他赢得了8次任意球。自八年前来到西班牙以来，这已经成了常态。加盟皇马的第一个赛季，这名巴西球员在卡斯蒂亚和一线队之间来回。到了第二个赛季，他成为齐达内阵容中的常规成员。自2019-20赛季以来，西甲没有球员被犯规次数比维尼修斯更多，他一共被犯规489次。帕雷霍排名第二，尽管他比这名边锋少踢了43场比赛。
因此，若泽-穆里尼奥在战胜西班牙人后的赛后发布会上，谈到了他认为自己的球员在场上所承受的一切。穆里尼奥表示：“从第一分钟开始，似乎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现在我犯规，接着你犯规，一个球员带着黄牌下场，另一个没有黄牌的球员再上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反对霸凌的社会，但对维尼修斯来说，我们仍处在霸凌的时代。”
不过在欧冠赛场，情况完全不同。尽管自2019-20赛季以来，维尼修斯以131次被犯规成为欧冠被侵犯最多的球员，但裁判对两名球员遭遇的犯规处罚尺度相同。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赛事中，无论是对维尼修斯还是亚马尔，每3次犯规就会让对手吃到一张黄牌，这与西甲形成鲜明对比。
维尼修斯如今26岁，来到马德里八年后，情况似乎没有改变。仅仅一场西甲比赛，就让这名巴西球员感觉自己仍被以过去同样的方式对待。最新一幕出现在RCDE球场，比赛只进行了3分钟，在皮球远离两人的情况下，卡拉特拉瓦踢到了皇马7号的下背部。
因此，皇马继续公开指出他们认为的不公平待遇，并认为裁判的反应取决于犯规对象是不是维尼修斯。
【历史交锋】
北京时间9月8日，根据外媒报道，广东宏远终于确定了新赛季的首位外援，首先拿下的是一位三四号位摇摆的锋线外援！他便是克罗地亚国手卢卡.博齐奇！卢卡.博齐奇身高2米，是真正的足尺寸前锋，主打三号位和四号位，比起投篮他的内线终结能力更强，上赛季效力西甲ACB联赛，打出了顶级表现，场均能得到16.2分6.5篮板3助攻。
从集锦视频可以给出几个判断。卢卡.博齐奇的优点是：对抗能力极强，终结效率高（与迪亚洛正面交手甚至占上风）。
抢板意识能力爆炸（堪比内线的篮板能力），球商高、能简单持球（可当第二持球点，传球组织打挡拆都没有问题）。
卢卡.博齐奇最大的亮点就是进攻效率极其恐怖。上赛季他单赛季打出12场PIR＞27，打破西甲34年纪录，单赛季15场PIR＞30，追平小加索尔纪录。总的来说，他并不是有些宏远球迷想象中的纯三号位能一个人靠投篮和单挑主导比赛的外援，更多地偏向能撑起体系的全能型前锋。
在CBA，像他这样的外援没有先例，所以很难判断能否在CBA打出来。之前和他差不多特点（但其实也差挺多）的周琦大哥克里克在CBA表现很差。如果要做类比，可以视作宏远任骏飞的终极升级版。
当然，卢卡.博齐奇的弱点也很明显。没有三分上限不高，防守一般，白人外援爆发力不如黑人，在高端局容易被限制，完全没有CBA实战经验需要适应联赛尺度和节奏。指望他当第一外援把广东带成争冠球队是不现实的，不过他的下限确实很高，能无缝衔接新教练的战术体系。总的来说，如果是卢卡.博齐奇作为第三外援，还是合格的，但三分太差注定他上限不高，“水货”的概率其实不低。
【球员介绍】
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
对于媒体的问询，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姚主席在单位呢”，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别听那些，谣言！”
前男篮教练、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他跟队时间最长，对训练、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很内行，我对他很有信心。”
说这话时，是男篮兵败之后，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暗指的就是姚明。
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推广小篮球项目，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
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工资帽制度、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避免少数球队垄断，促进联赛整体繁荣；
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难免碰壁。
一方面，主抓国家队成绩，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抓好国家队，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反之，则会……
比如“双国家队模式”的尝试，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
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但在篮球圈里，根本没人信。
所以，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
其实在姚明上任前，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
在任上，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办分离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似乎有了争议。
例如体教结合、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可惜，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
在姚李上任之初，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李金生的使命，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让篮协去行政化，真正迈向职业化。
2017年姚明上任时，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移交给篮协，舆论一度欢呼这是“脱钩”了。
而在2017年前后，改革的大方向是：管办分离，改变行政体育思路，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过，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体育学院毕业，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当过中国男篮领队、竞赛部主任等，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
当然，有时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在男篮输给菲律宾，无缘奥运会后，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辞职回家，杭州离上海也近；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改革）”。
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时间点，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而中后期的姚主席，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
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而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
换句话说，摸石头过河的同时，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中国篮球改革“需要一场大手术，而不是小修小补”，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大手术在哪儿？
举个例子，同在2017年，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于前一年撤编），足协与总局在“形式上”脱钩，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兰成，成为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
可也许更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至于后来“脱钩不脱离”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甚至被收回？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
姚明任期内，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2018/202），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女篮方面，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
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
在中国体育圈，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销，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
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该怎么做？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在重大决策时，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篮管中心的高层，兼任篮协副主席，既是协助姚明工作，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可谓“既是副手，也是上级”。
姚明上任一年后，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姚李搭档”只存在了一年。
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姚主席是技术官僚，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但也仅此而已。
过去，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和项目协会（例如足协、篮协），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现在看来，当一条路走不通，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
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国家队成绩——的滑坡，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
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补”，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能够说了算的吗？
而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姚李组合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在当时，“去行政化”是整体改革方向。
众说纷纭，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排名第5，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2017年男篮亚洲杯，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
在姚主席上任时，李金生说：“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他干事很钻研，当篮协主席很合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而临时接替他的，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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