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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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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各组赛程：
首先来看一下各个场地之间的大致距离，如图所示，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科隆和盖尔森基兴显然对转场影响不大，而汉堡和慕尼黑则是直线距离最远的两个球场。
B组球队分别为西班牙、克罗地亚、意大利、阿尔巴尼亚。这一组赛事将在柏林、多特蒙德、汉堡、盖尔森基兴、杜塞尔多夫和莱比锡之间进行，其中多特蒙德、盖尔森基兴、杜塞尔多夫直线距离最短。赛程上看，西班牙、意大利的赛程均比较友好，克罗地亚则需要转场柏林-汉堡-莱比锡，阿尔巴尼亚则要往返多特蒙德-汉堡-杜塞尔多夫。
整体来看，苏格兰、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波兰、荷兰、法国、乌克兰、格鲁吉亚的赛程相对更累一些，其中又以乌克兰慕尼黑（611公里）杜塞尔多夫（406公里）斯图加特的直线距离最长。
总的来说，限于德国国土面积，这10个球场之间的直线距离都不算远，就算是最远的汉堡到慕尼黑之间，直线距离也只有七百多公里，直飞大约在一个半小时以内就可以到达。
乌克兰征战小组赛最“折腾”
这10个体育场馆对球迷来说并不陌生，其中9个球场是曾经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中所启用的，唯一没有出现过的杜塞尔多夫水星娱乐竞技场，也曾是1974年世界杯和1988年欧洲杯的比赛场地。
C组球队分别为斯洛文尼亚、丹麦、塞尔维亚、英格兰。这一组赛事将在斯图加特、盖尔森基兴、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5个球场进行，其中盖尔森基兴和科隆的直线距离最短。从赛程来看，塞尔维亚赛程最为舒服，后两场均在慕尼黑；另外三支球队赛程相当，往返三座城市，但直线距离都不算太远。
北京时间6月14日至7月14日，2024德国欧洲杯将在10个体育场馆中展开绿茵场上的厮杀。不同的场馆拥有着不同的地理位置、容纳观众的人数，而球队在转场之间的路程也会对比赛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今天我们就率先来盘一盘小组赛中，哪一支球队最“折腾”。
D组球队分别为波兰、荷兰、奥地利、法国。这一组赛事将在汉堡、杜塞尔多夫、柏林、莱比锡、多特蒙德5个球场进行。其中奥地利赛程最好，连续两场比赛在柏林；另外3支球队则比较“折腾”，波兰转场汉堡-柏林-多特，荷兰转场汉堡-莱比锡-柏林，法国将在杜塞尔多夫-莱比锡-多特蒙德之间往返。
E组球队分别为比利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乌克兰。这一组赛事将在慕尼黑、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科隆、斯图加特5个球场进行。这一组4队赛程均需要在3个球场之间折返，其中乌克兰直线距离最长。
F组球队分别为土耳其、格鲁吉亚、葡萄牙、捷克。这一组赛事将在多特蒙德、莱比锡、汉堡、盖尔森基兴4个球场进行。其中土耳其、葡萄牙和捷克的赛程更为轻松，格鲁吉亚则需要往返于多特蒙德-汉堡-盖尔森基兴之间。
A组球队分别为东道主德国、苏格兰、匈牙利、瑞士。这一组的赛事将在慕尼黑、科隆、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4个球场进行。基本上跨度不大，整体赛程也没有特别“折腾”，其中瑞士和匈牙利的赛程相对更好，瑞士前两场均在科隆，匈牙利后两场均在斯图加特。相对而言，需要连续转场的德国和苏格兰的赛程稍逊一筹，其中又以苏格兰的直线距离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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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数据】
今天（10月9日）下午，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经与李玮锋指导友好协商，双方共同决定，李玮锋指导不再担任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
经与李玮锋指导友好协商，双方共同决定，李玮锋指导不再担任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
特此公告。
尊敬的球迷朋友、媒体朋友们：
2026年10月9日
目前俱乐部全体人员将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打好联赛收官阶段的比赛。
俱乐部自年初落户宁波以来，在宁波市、慈溪市两地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下，在资金、场地等方面获得大力支持，在此我俱乐部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表示衷心感谢。
公告全文如下↓
李玮锋指导于2026年4月正式加入我俱乐部，率队出战中甲联赛及足协杯共24场赛事，获得10胜5平的成绩，在联赛中11轮不败，创造俱乐部历史不败纪录，帮助球队一度进入积分榜前列。在稳定俱乐部成绩的同时，李玮锋指导帮助庞开元、林文凯、姚俊宇、水淼等多名年轻球员快速成长。
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
感谢广大球迷、媒体朋友及社会各界对本俱乐部的持续关注与支持。
介于双方在未来发展和建队思路上未达成共识，由此选择提前友好终止合同。在此，俱乐部对李玮锋指导的工作表示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祝福李玮锋指导未来一切顺利，继续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当职业球员累，但退役后比当球员时还累，这是前国脚杨旭的状态与感言。
之所以路径选择学习、复制日本青训，是因为杨旭自己带儿子学球的经历。
“小学六年级之前，日本小朋友在场上可以随便带球，一条龙突破，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技术表现到极致，但一过六年级，就没人在场上这样带了，每个人都按教练的战术去比赛，形成体系。”
“可我们的青训，孩子很小就开始做减法，为了成绩，怕失误，不许孩子带球，就打长传，这种简单粗暴的踢法，在青训阶段很容易出成绩，但孩子长大后，想给自己做减法了，却发现过去一直在做减法，已没什么可减的了。”
“再比如，U9年龄段练习带球，日本教练会强调怎么合理地去带球、更有目标地去带球。他的理念就是，以带球作为目的去练，那就是失误，带球最终一定是以传球或射门为目的，那才是有效带球。”
“就看到日本足球一周三练，但不训练的日子，别人会报课外班自主加练，而人家的训练和比赛强度非常大，我家老二有一次参加比赛，从早上踢到下午，比赛后教练还要求加练折返跑冲刺，跑了35分钟，我家老二是哭着跑完的，日本小朋友却一点事没有，他们都习惯这个强度了。”
杨旭的朝日俱乐部，也在训练上进行了项目细分，除了常规足球训练，还开设一些细化课程，比如运控球、射门专项、体适能、跑姿纠正、室内足球专项等。
“带青少年的待遇，肯定没有去带职业队高，职业队最差的一个月工资比带青训一年还多。”
但之所以提前退役，并不是因为完全踢不动了，而是有了新的方向，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
那咋不叫“旭日”呢？“那肯定不行，别人会以为是赵旭日（杨旭前队友）开的呢（笑）。”
“带青少年，还比职业队更费脑子。带职业队抓现成、去组合就行，而带青少年你要育人、培育球队，是个慢活儿。而且青训和职业队是两个体系，用职业化的东西去教小孩，小孩根本不理解，你就得想办法沉下心去深入浅出的教。”
“这在中国青训里往往是不注意的。教练在上面讲，孩子在下面聊，家长在场边讲，一会这个孩子鞋带开了，一会那个摔疼了，要么就对裁判有意见。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养成连续保持专注和兴奋的习惯，球队中有日本孩子一起训练，是很好的示范，胜过教练说十句。”
这其实是中国足球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上到下，似乎都太功利了。
“我现在做青训，初衷就是先培养兴趣，从兴趣中挑选精英，把他们输送到日本或者哪里去深造。从一小撮开始，慢慢扩大。”
“累得我都想复出了，因为踢球不累，踢好球就行了，现在才累，身份转换了，经营青训俱乐部、陪伴孩子成长，都是付出……”
上到领导层的思维：为了在自己任期内快出政绩，拍脑袋想出过那些不惜拆乱联赛、暂停升降级，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
这四堂课共三小时，分别是，若山圣佑的室内足球课、高桥亮也的U9带球、桥本圭吾的U12摆脱与控球技术、冨田幸嗣的目的性带球。
“比如说，日本训练控带，拉球、踩球和向后的带球训练非常多，甚至会细到哪个动作用第几个脚趾优先触球。基本技术事无巨细，很多东西都细分了。而且他们不停研究欧美的新变化，然后整合到自己的训练内容里，及时改变。”
在中国，带孩子赴海外学球的家长，分为欧洲派和日本派。比如去西班牙踢球的家庭可能有两三百个，去日本的大概几十个。杨旭之所以选择走日本之路，而且还想把日本青训移植到国内，因为他觉得这是更适合亚洲人的选择。
学日本做青训，杨旭的办法是，聘请优秀的日本教练过来特训授课，并且和日本青训俱乐部进行合作，力图打造一个接近日本化的训练体系与环境。
“日本很多退下来的职业球员，愿意长时间带青少年，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热爱。因为他们热爱足球，喜欢把东西教给新的小孩，为此愿意放弃很多东西。”
杨旭说：“我们小时候和日本球队比赛是有优势的，原因是我们有身体。日本球员技术好，我们可以用身体怼，我小时候就这么踢，管用。一旦过了18岁，再这么踢就没用了，人家身体也发育起来了。”
宋凯观摩了三个多小时，课后他感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和日本足球的差距，很大程度就在6到12岁的技术基础上。”
“现在也有家长认知跟上了，送孩子去国外，或者接触国外的理念，但整体人数相对还是少，只是一小撮，万一孩子有什么闪失，一个大伤，可能就白练了，想成职业选手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我身边有很多快到职业一线队的，但受伤了就结束了。”
“我问川崎前锋的教练，他们说，孩子小时候要做加法，练各种技术，到了12岁开始做减法。孩子在12岁前就已经把技术基础练好了，在这个基础上，教练把会传球、速度快、脑子好的人留下，去适应体系。”
下到基层青训乃至家长的认知：培训班只盯着培训费，拿冠军才有家长认可，才能更多招生。
杨旭的青训俱乐部，在他退役三个月后正式在上海长宁区遵义南路开班，取名“朝日”。一方面，“朝日”和“旭”字同义，都代表初升的太阳，另一方面也突出体现学习日本青训的特色。
一直以来，中国足球都是低龄段成绩好、越长大越拉胯，毛病在哪？不是没人知道，却似乎很难改变。
开办俱乐部不久，杨旭很快积累到了1700多个会员，并且建立起系统性的训练大纲。他说，不断学习进化，这是最重要的。
“认真对比欧洲青训和日本青训所教授的内容和体系后，我认为日本的内容和方法，更适合亚洲球员。我亲眼所见日本青训有多扎实和系统，他们孩子在6到14岁的基础打得太好了，长大后再去欧洲进化，上限才会高，不能为了去欧洲而去欧洲，要先有基础。”
“我举个例子，我孩子在日本的球队训练，11个教练里面，有6个是不拿报酬的义工，白天各有各的工作，晚上带小朋友训练比赛，这样做就是因为喜欢足球。”
“现在我们的青训总强调所谓的科学训练，把刻苦给丢了。中国孩子下雨下雪不能练，天气热不能练，很娇气，家长看惯事无巨细，孩子也失去了自主能力。”
在足球生涯中，杨旭达到的高度是值得他自豪的，代表国足54场打进28球，国足历史射手榜第5。球迷那时戏称他是虐菜型前锋，擅对弱队进球，但回过头来看，能虐菜也不容易，现在很多时候，国足虐不动菜，反过来要被菜虐。
像杨旭这样的中国高水平职业球员退役之后，做青训的不少，但能持续做下去的似乎不多，杨旭认为，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整体行业待遇不高，二是付出的艰辛程度却极大。
“不可能就靠那几个送到国外的孩子，去搏中国男足的未来，得有一大堆这样的孩子，成千上万的孩子，国外国内渠道不断涌现出来，才有机会成功，所以需要更多家长和从业者去做这件事。”
“并不是说但凡一个日本教练就是个好教练，很多人认为‘找个日本教练’就让他大包大揽，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日本的教练认为自己的特长只有这一项，每天就教孩子练这一项，把它做到极致，比如我们的高桥教练，他就负责控带球这块的训练。日本是极致细化的，所有训练都拆分了。”
认识到问题，总想有所改变，虽然杨旭一个人未必能改变行业现状，但他还是希望去尝试。
这其实也是杨旭当初带孩子到日本学球时的感叹，他做青训学日本的初衷也源于此。“中国孩子，不光是朝日，还有很多其他球队的孩子，和日本孩子对抗，发现完全跟不上。对方五年级踢我们六年级，随便踢。这种无球、攻防转换、丢球的压迫，差距还是太大了。”
“我们青训行业的从业者都该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总结和反思。不能仅依靠球员时期的足球认知，不能仅仅去看视频或看比赛，更需要真正扎根于别人的基层训练。每次从日本回来，我都会给俱乐部带来新的训练内容。我见过几个日本J联赛梯队和优秀社会俱乐部的课程体系大纲，他们的精益求精震撼了我。”
怎么拿冠军？招身高体壮的孩子，打长传放弃地面传控，赢球第一，至于孩子有没有提高却成了其次。
“日本足球现在其实已经不怎么谈技术基础了，因为技术在他们看来是最基本技能，就像吃饭会用筷子是很自然的事，没技术还谈什么足球。”
据杨旭对比，现在大部分中国青训和他小时候相比，练的内容差不多，但却丢了一些东西。
“日本之所以慢慢赶超欧洲一般水平，是因为他们不只看谁强，德国强就学德国、巴西强就学巴西、西班牙强就学西班牙……日本是看别人的优缺点在哪，哪些适合自己学，而且研究了具体方法。”
杨旭的朝日俱乐部作为青训新兵，已经在中国足球圈吸引了不少关注。今年1月份，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专程来到朝日俱乐部，观摩日本教练的“运控带”专班课程。
2020到2022年，杨旭的两个儿子杨竣皓和杨竣凯在日本教练高桥亮也的俱乐部学球，2022年底，杨旭又带着小哥俩去日本东京学了三个月。这段经历，让杨旭对日本青训有了超出印象之外的切身体会，也坚定了他学日本的决心。
2023年4月11日，当杨旭在个人直播间宣布退役时，很多人觉得惋惜，当时他和上海申花的合同还有几个月才到期，而且以杨旭当时的身体状态，即使离开申花，也能找到别的职业俱乐部。
“在我上海的俱乐部，有不少日本孩子一起训练，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小助教。孩子的成长，模仿同龄人和受环境影响很大，日本孩子在训练中专注度高，效率高，强度也大，这会带动中国孩子养成好习惯。”
杨旭找到的退役后的新方向，就是做青训，而且路径清晰：学日本。
受到日本青训的启发，杨旭的朝日俱乐部推出了一些很有特色的专项培训班。比如U12、U9两个年龄段的“运控带”专班，授课的教练全都来自日本，或是退役职业球员，或是经验丰富的优秀青训教练，像其中的冨田幸嗣，曾是日本川崎前锋队U10梯队教练和球探部负责人，三笘薫、久保建英、田中碧等知名日本国脚都曾在他手下训练过。
“过去十多年走了太多弯路，太多急功近利的思想，走了太多快速成功的所谓捷径。其实我们需要十年来打牢基础，培养出一代人。这期间，就算输越南、输泰国、输缅甸老挝，我们也不能动摇，要有十年后见的决心与信念。”
“想学什么，先得知道自己缺什么。以我个人看到的，日本足球是真正花了心思，去研究亚洲与欧洲的足球文化差异、人种差异的，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效果。”
“我的一切都是足球给的，所以也想回馈，不想许下什么豪言壮语，但我确实想在青训领域做点有意义的事。”
杨旭说：“日本足球把足球场上的每项技能都进行了细致的拆分，他们有只针对某一项技能的培训班，我们也在学习人家的细致和专业。”
按照杨旭的话说，“6岁踢球，35岁退役，人生记忆都跟足球有关。现在也没有离开足球，只是换了一种身份和方式继续足球生涯。”
“我在日本时听到一位青训教练说过一句话，印象很深：‘足球的改变，不能只看山峰的高度，还要看有多少荒原变成了绿地。’”（二头）
【比赛分析】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各组赛程：
首先来看一下各个场地之间的大致距离，如图所示，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科隆和盖尔森基兴显然对转场影响不大，而汉堡和慕尼黑则是直线距离最远的两个球场。
B组球队分别为西班牙、克罗地亚、意大利、阿尔巴尼亚。这一组赛事将在柏林、多特蒙德、汉堡、盖尔森基兴、杜塞尔多夫和莱比锡之间进行，其中多特蒙德、盖尔森基兴、杜塞尔多夫直线距离最短。赛程上看，西班牙、意大利的赛程均比较友好，克罗地亚则需要转场柏林-汉堡-莱比锡，阿尔巴尼亚则要往返多特蒙德-汉堡-杜塞尔多夫。
整体来看，苏格兰、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波兰、荷兰、法国、乌克兰、格鲁吉亚的赛程相对更累一些，其中又以乌克兰慕尼黑（611公里）杜塞尔多夫（406公里）斯图加特的直线距离最长。
总的来说，限于德国国土面积，这10个球场之间的直线距离都不算远，就算是最远的汉堡到慕尼黑之间，直线距离也只有七百多公里，直飞大约在一个半小时以内就可以到达。
乌克兰征战小组赛最“折腾”
这10个体育场馆对球迷来说并不陌生，其中9个球场是曾经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中所启用的，唯一没有出现过的杜塞尔多夫水星娱乐竞技场，也曾是1974年世界杯和1988年欧洲杯的比赛场地。
C组球队分别为斯洛文尼亚、丹麦、塞尔维亚、英格兰。这一组赛事将在斯图加特、盖尔森基兴、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5个球场进行，其中盖尔森基兴和科隆的直线距离最短。从赛程来看，塞尔维亚赛程最为舒服，后两场均在慕尼黑；另外三支球队赛程相当，往返三座城市，但直线距离都不算太远。
北京时间6月14日至7月14日，2024德国欧洲杯将在10个体育场馆中展开绿茵场上的厮杀。不同的场馆拥有着不同的地理位置、容纳观众的人数，而球队在转场之间的路程也会对比赛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今天我们就率先来盘一盘小组赛中，哪一支球队最“折腾”。
D组球队分别为波兰、荷兰、奥地利、法国。这一组赛事将在汉堡、杜塞尔多夫、柏林、莱比锡、多特蒙德5个球场进行。其中奥地利赛程最好，连续两场比赛在柏林；另外3支球队则比较“折腾”，波兰转场汉堡-柏林-多特，荷兰转场汉堡-莱比锡-柏林，法国将在杜塞尔多夫-莱比锡-多特蒙德之间往返。
E组球队分别为比利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乌克兰。这一组赛事将在慕尼黑、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科隆、斯图加特5个球场进行。这一组4队赛程均需要在3个球场之间折返，其中乌克兰直线距离最长。
F组球队分别为土耳其、格鲁吉亚、葡萄牙、捷克。这一组赛事将在多特蒙德、莱比锡、汉堡、盖尔森基兴4个球场进行。其中土耳其、葡萄牙和捷克的赛程更为轻松，格鲁吉亚则需要往返于多特蒙德-汉堡-盖尔森基兴之间。
A组球队分别为东道主德国、苏格兰、匈牙利、瑞士。这一组的赛事将在慕尼黑、科隆、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4个球场进行。基本上跨度不大，整体赛程也没有特别“折腾”，其中瑞士和匈牙利的赛程相对更好，瑞士前两场均在科隆，匈牙利后两场均在斯图加特。相对而言，需要连续转场的德国和苏格兰的赛程稍逊一筹，其中又以苏格兰的直线距离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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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数据】
今天（10月9日）下午，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经与李玮锋指导友好协商，双方共同决定，李玮锋指导不再担任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
经与李玮锋指导友好协商，双方共同决定，李玮锋指导不再担任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
特此公告。
尊敬的球迷朋友、媒体朋友们：
2026年10月9日
目前俱乐部全体人员将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打好联赛收官阶段的比赛。
俱乐部自年初落户宁波以来，在宁波市、慈溪市两地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下，在资金、场地等方面获得大力支持，在此我俱乐部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表示衷心感谢。
公告全文如下↓
李玮锋指导于2026年4月正式加入我俱乐部，率队出战中甲联赛及足协杯共24场赛事，获得10胜5平的成绩，在联赛中11轮不败，创造俱乐部历史不败纪录，帮助球队一度进入积分榜前列。在稳定俱乐部成绩的同时，李玮锋指导帮助庞开元、林文凯、姚俊宇、水淼等多名年轻球员快速成长。
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
感谢广大球迷、媒体朋友及社会各界对本俱乐部的持续关注与支持。
介于双方在未来发展和建队思路上未达成共识，由此选择提前友好终止合同。在此，俱乐部对李玮锋指导的工作表示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祝福李玮锋指导未来一切顺利，继续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当职业球员累，但退役后比当球员时还累，这是前国脚杨旭的状态与感言。
之所以路径选择学习、复制日本青训，是因为杨旭自己带儿子学球的经历。
“小学六年级之前，日本小朋友在场上可以随便带球，一条龙突破，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技术表现到极致，但一过六年级，就没人在场上这样带了，每个人都按教练的战术去比赛，形成体系。”
“可我们的青训，孩子很小就开始做减法，为了成绩，怕失误，不许孩子带球，就打长传，这种简单粗暴的踢法，在青训阶段很容易出成绩，但孩子长大后，想给自己做减法了，却发现过去一直在做减法，已没什么可减的了。”
“再比如，U9年龄段练习带球，日本教练会强调怎么合理地去带球、更有目标地去带球。他的理念就是，以带球作为目的去练，那就是失误，带球最终一定是以传球或射门为目的，那才是有效带球。”
“就看到日本足球一周三练，但不训练的日子，别人会报课外班自主加练，而人家的训练和比赛强度非常大，我家老二有一次参加比赛，从早上踢到下午，比赛后教练还要求加练折返跑冲刺，跑了35分钟，我家老二是哭着跑完的，日本小朋友却一点事没有，他们都习惯这个强度了。”
杨旭的朝日俱乐部，也在训练上进行了项目细分，除了常规足球训练，还开设一些细化课程，比如运控球、射门专项、体适能、跑姿纠正、室内足球专项等。
“带青少年的待遇，肯定没有去带职业队高，职业队最差的一个月工资比带青训一年还多。”
但之所以提前退役，并不是因为完全踢不动了，而是有了新的方向，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
那咋不叫“旭日”呢？“那肯定不行，别人会以为是赵旭日（杨旭前队友）开的呢（笑）。”
“带青少年，还比职业队更费脑子。带职业队抓现成、去组合就行，而带青少年你要育人、培育球队，是个慢活儿。而且青训和职业队是两个体系，用职业化的东西去教小孩，小孩根本不理解，你就得想办法沉下心去深入浅出的教。”
“这在中国青训里往往是不注意的。教练在上面讲，孩子在下面聊，家长在场边讲，一会这个孩子鞋带开了，一会那个摔疼了，要么就对裁判有意见。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养成连续保持专注和兴奋的习惯，球队中有日本孩子一起训练，是很好的示范，胜过教练说十句。”
这其实是中国足球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上到下，似乎都太功利了。
“我现在做青训，初衷就是先培养兴趣，从兴趣中挑选精英，把他们输送到日本或者哪里去深造。从一小撮开始，慢慢扩大。”
“累得我都想复出了，因为踢球不累，踢好球就行了，现在才累，身份转换了，经营青训俱乐部、陪伴孩子成长，都是付出……”
上到领导层的思维：为了在自己任期内快出政绩，拍脑袋想出过那些不惜拆乱联赛、暂停升降级，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
这四堂课共三小时，分别是，若山圣佑的室内足球课、高桥亮也的U9带球、桥本圭吾的U12摆脱与控球技术、冨田幸嗣的目的性带球。
“比如说，日本训练控带，拉球、踩球和向后的带球训练非常多，甚至会细到哪个动作用第几个脚趾优先触球。基本技术事无巨细，很多东西都细分了。而且他们不停研究欧美的新变化，然后整合到自己的训练内容里，及时改变。”
在中国，带孩子赴海外学球的家长，分为欧洲派和日本派。比如去西班牙踢球的家庭可能有两三百个，去日本的大概几十个。杨旭之所以选择走日本之路，而且还想把日本青训移植到国内，因为他觉得这是更适合亚洲人的选择。
学日本做青训，杨旭的办法是，聘请优秀的日本教练过来特训授课，并且和日本青训俱乐部进行合作，力图打造一个接近日本化的训练体系与环境。
“日本很多退下来的职业球员，愿意长时间带青少年，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热爱。因为他们热爱足球，喜欢把东西教给新的小孩，为此愿意放弃很多东西。”
杨旭说：“我们小时候和日本球队比赛是有优势的，原因是我们有身体。日本球员技术好，我们可以用身体怼，我小时候就这么踢，管用。一旦过了18岁，再这么踢就没用了，人家身体也发育起来了。”
宋凯观摩了三个多小时，课后他感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和日本足球的差距，很大程度就在6到12岁的技术基础上。”
“现在也有家长认知跟上了，送孩子去国外，或者接触国外的理念，但整体人数相对还是少，只是一小撮，万一孩子有什么闪失，一个大伤，可能就白练了，想成职业选手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我身边有很多快到职业一线队的，但受伤了就结束了。”
“我问川崎前锋的教练，他们说，孩子小时候要做加法，练各种技术，到了12岁开始做减法。孩子在12岁前就已经把技术基础练好了，在这个基础上，教练把会传球、速度快、脑子好的人留下，去适应体系。”
下到基层青训乃至家长的认知：培训班只盯着培训费，拿冠军才有家长认可，才能更多招生。
杨旭的青训俱乐部，在他退役三个月后正式在上海长宁区遵义南路开班，取名“朝日”。一方面，“朝日”和“旭”字同义，都代表初升的太阳，另一方面也突出体现学习日本青训的特色。
一直以来，中国足球都是低龄段成绩好、越长大越拉胯，毛病在哪？不是没人知道，却似乎很难改变。
开办俱乐部不久，杨旭很快积累到了1700多个会员，并且建立起系统性的训练大纲。他说，不断学习进化，这是最重要的。
“认真对比欧洲青训和日本青训所教授的内容和体系后，我认为日本的内容和方法，更适合亚洲球员。我亲眼所见日本青训有多扎实和系统，他们孩子在6到14岁的基础打得太好了，长大后再去欧洲进化，上限才会高，不能为了去欧洲而去欧洲，要先有基础。”
“我举个例子，我孩子在日本的球队训练，11个教练里面，有6个是不拿报酬的义工，白天各有各的工作，晚上带小朋友训练比赛，这样做就是因为喜欢足球。”
“现在我们的青训总强调所谓的科学训练，把刻苦给丢了。中国孩子下雨下雪不能练，天气热不能练，很娇气，家长看惯事无巨细，孩子也失去了自主能力。”
在足球生涯中，杨旭达到的高度是值得他自豪的，代表国足54场打进28球，国足历史射手榜第5。球迷那时戏称他是虐菜型前锋，擅对弱队进球，但回过头来看，能虐菜也不容易，现在很多时候，国足虐不动菜，反过来要被菜虐。
像杨旭这样的中国高水平职业球员退役之后，做青训的不少，但能持续做下去的似乎不多，杨旭认为，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整体行业待遇不高，二是付出的艰辛程度却极大。
“不可能就靠那几个送到国外的孩子，去搏中国男足的未来，得有一大堆这样的孩子，成千上万的孩子，国外国内渠道不断涌现出来，才有机会成功，所以需要更多家长和从业者去做这件事。”
“并不是说但凡一个日本教练就是个好教练，很多人认为‘找个日本教练’就让他大包大揽，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日本的教练认为自己的特长只有这一项，每天就教孩子练这一项，把它做到极致，比如我们的高桥教练，他就负责控带球这块的训练。日本是极致细化的，所有训练都拆分了。”
认识到问题，总想有所改变，虽然杨旭一个人未必能改变行业现状，但他还是希望去尝试。
这其实也是杨旭当初带孩子到日本学球时的感叹，他做青训学日本的初衷也源于此。“中国孩子，不光是朝日，还有很多其他球队的孩子，和日本孩子对抗，发现完全跟不上。对方五年级踢我们六年级，随便踢。这种无球、攻防转换、丢球的压迫，差距还是太大了。”
“我们青训行业的从业者都该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总结和反思。不能仅依靠球员时期的足球认知，不能仅仅去看视频或看比赛，更需要真正扎根于别人的基层训练。每次从日本回来，我都会给俱乐部带来新的训练内容。我见过几个日本J联赛梯队和优秀社会俱乐部的课程体系大纲，他们的精益求精震撼了我。”
怎么拿冠军？招身高体壮的孩子，打长传放弃地面传控，赢球第一，至于孩子有没有提高却成了其次。
“日本足球现在其实已经不怎么谈技术基础了，因为技术在他们看来是最基本技能，就像吃饭会用筷子是很自然的事，没技术还谈什么足球。”
据杨旭对比，现在大部分中国青训和他小时候相比，练的内容差不多，但却丢了一些东西。
“日本之所以慢慢赶超欧洲一般水平，是因为他们不只看谁强，德国强就学德国、巴西强就学巴西、西班牙强就学西班牙……日本是看别人的优缺点在哪，哪些适合自己学，而且研究了具体方法。”
杨旭的朝日俱乐部作为青训新兵，已经在中国足球圈吸引了不少关注。今年1月份，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专程来到朝日俱乐部，观摩日本教练的“运控带”专班课程。
2020到2022年，杨旭的两个儿子杨竣皓和杨竣凯在日本教练高桥亮也的俱乐部学球，2022年底，杨旭又带着小哥俩去日本东京学了三个月。这段经历，让杨旭对日本青训有了超出印象之外的切身体会，也坚定了他学日本的决心。
2023年4月11日，当杨旭在个人直播间宣布退役时，很多人觉得惋惜，当时他和上海申花的合同还有几个月才到期，而且以杨旭当时的身体状态，即使离开申花，也能找到别的职业俱乐部。
“在我上海的俱乐部，有不少日本孩子一起训练，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小助教。孩子的成长，模仿同龄人和受环境影响很大，日本孩子在训练中专注度高，效率高，强度也大，这会带动中国孩子养成好习惯。”
杨旭找到的退役后的新方向，就是做青训，而且路径清晰：学日本。
受到日本青训的启发，杨旭的朝日俱乐部推出了一些很有特色的专项培训班。比如U12、U9两个年龄段的“运控带”专班，授课的教练全都来自日本，或是退役职业球员，或是经验丰富的优秀青训教练，像其中的冨田幸嗣，曾是日本川崎前锋队U10梯队教练和球探部负责人，三笘薫、久保建英、田中碧等知名日本国脚都曾在他手下训练过。
“过去十多年走了太多弯路，太多急功近利的思想，走了太多快速成功的所谓捷径。其实我们需要十年来打牢基础，培养出一代人。这期间，就算输越南、输泰国、输缅甸老挝，我们也不能动摇，要有十年后见的决心与信念。”
“想学什么，先得知道自己缺什么。以我个人看到的，日本足球是真正花了心思，去研究亚洲与欧洲的足球文化差异、人种差异的，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效果。”
“我的一切都是足球给的，所以也想回馈，不想许下什么豪言壮语，但我确实想在青训领域做点有意义的事。”
杨旭说：“日本足球把足球场上的每项技能都进行了细致的拆分，他们有只针对某一项技能的培训班，我们也在学习人家的细致和专业。”
按照杨旭的话说，“6岁踢球，35岁退役，人生记忆都跟足球有关。现在也没有离开足球，只是换了一种身份和方式继续足球生涯。”
“我在日本时听到一位青训教练说过一句话，印象很深：‘足球的改变，不能只看山峰的高度，还要看有多少荒原变成了绿地。’”（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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